[65]此后，列宁进一步指出： 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
第一种观点其实就暗含在前述规范论意义上的宪法实施论中的第一种观点之中，即认为我国现行宪法实施的主要方式就是立法机关通过法律将宪法加以具体化，行政机关依据法律做出行政行为，司法机关依据法律做出裁判;总之，我国宪法的实施，采取了通过法律的实施而得到实施的形式。然而如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宪法的实施状况则受到颇多的负面评价。
在这种情形之下，宪法实施的具体方式确实主要是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具体的法律来实施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其他国家机关、各政党和社会组织乃至全国各族人民虽然根据宪法也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序言)，即同样也应视为宪法实施的主体，尤其是其他国家机关和各政党(主要是执政党)在国家总体秩序纲领以及国家组织规范等部分的宪法规范的实施中，无疑应直接承担相应的责任与功能，但宪法序言中的这一规范性命题本身也含有一定的政治宣言色彩，而在实定宪法制度中，除了立法机关之外，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以及各政党，在宪法实施过程中更多是处于规范意义的消极地位之上，简单说就是不超越宪法、或曰不违反宪法即构成对宪法的实施(此可谓消极意义上的宪法实施)。（二）主动审查方式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法规的主动审查，本来也属于通常所说的立法监督的范畴，是基于备案审查制度的基础上展开的。举其荦荦大端者，主要有以下两类。[12] 总之，由于基本权利的保障往往高度依赖于具有实效性的权利救济制度，而当下中国这种机制则尚付阙如，[13] 为此，本章18个基本权利条款均可纳入有待有效实施的宪法条款之范畴。参见张莉：《当代法国公法——制度、学说与判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页。
[24]参见施托莱斯：《德国公法史》，雷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499页。从二者关系上来看，前者即是后者的结果，后者才是前者的成因。如哈耶克认为，政府不应该为促进公平的实现而试图过多地干涉或侵犯个人的财产权。
通俗地说，再分配就是抽肥补瘦，即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包括补贴）等手段，让收入和财产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以便在保护激励机制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和谐。恩格斯曾经说：纳税原则本质上是纯共产主义的原则，因为一切国家的征税权力都是从所谓国家所有制来的。[24]法国《人权宣言》历来被视为重要的宪法性文件，尽管法国的宪法变动频繁，但《人权宣言》往往被各种宪法接纳为宪法序言的一部分，其地位与重要性可见一斑。居民缴税所占比重越大，居民的意愿就会反映得越强烈。
第三，从立法程序看，沪渝两市试点方案的仓促出台有悖正当的立法程序。结果，经济人或没有投资激励，或做扭曲性投资，甚至贿赂政府官员以换取税收优惠。
2．财产税的缺位导致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行为扭曲 现行分税制除了财权向上集中、事权向下转移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非正式地界定给了地方政府。国家征税的意志以人民同意纳税的意志为前提。其理由如下： 第一，财产税作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不需要其作为新的收入来源。社会正义是税收和公共捐款的基础。
之后，在一些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国家，其宪法都明确规定了税收的公平性问题。因为国家经济制度比公民的基本权利更容易变动，不利于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私人合法的储蓄、投资及其收益受法律的保护。征税是一种强制性手段，它使政府能够向人们要钱，但又不必相应地讲清楚当前的开支愿望，[27]公民没有得到切实的利益，很难自愿付出。
[11]在计划经济时期很长一段时间，财产税因缺少税源而形同虚设。[7]李刚：《国家、税收与财产所有权》，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140页。
[33]在中央集中了57％的财力，省级政府又集中了28％的财力后，市县乡政府只掌握15％的财力，却要承担财政支出中的大项如义务教育、生态环境、公共设施、社会保障等。具体到中央和地方的税权在宪法上没有明确划分，我国财政体制上的过度集权与过度分权并存，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未能得到合理配置、有效控制和理性运作，这是地方政府巨额负债形成的制度原因。
因此，通过多种渠道公开吸纳民意包括举行听证会等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应有之义。[14]李炜光：《财产权与税收的宪政精神》，载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http://www. mof. gov.cn／zhengwuxinxi/diaochayanjiu/200809/t20080908＿72061. 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3-03-17。[20]这里的宪法所定的实质要件，系政府为实现公共利益对公民基本权利加以限制时，要适当、适度，尽可能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降到最低的程度，故被称为基本权利界限之界限[21]。因此，必须通过修宪明确中央和地方的税权划分，或者将分税制体制法律化，即通过人大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和《财政转移支付法》，限定中央政府对税收归属恣意调整的权力，使地方政府在税收归属上与中央处于平等的地位。参见[美]布坎南：《规则与成因：宪法经济学》，黄延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页。从试点方案看，重庆方案的征税对象主要是独栋别墅、新购的高档住房，上海方案主要是对第二套及以上住房征税，这势必将房姐、房叔拥有的几套、几十套甚至上百套的存量房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造成不同房型或持房数量的纳税人之间税负不平等。
地方本级收入52 434亿元，比上年增长29.1％。对个人住房开征房产税，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治国安邦、强国富民的重大问题。
同时，由于税收收入随意增长的空间缩小，获取税收的难度加大，政府不会随意增加财政开支，财政危机产生的机率将会变小。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缺乏一套公平公正的产权转化机制以及分配机制，那么非但不能够使广大群众拥有财产，创造财产性收入，而且还会在最初始的阶段就人为地制造出严重的分配不公，导致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
[4]所有税收立宪的国家，都首先承认和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由于土地收益是一次性的，而公共支出则是经常性的，为了解决二者的矛盾，地方政府一方面大量征用集体土地，压低地价，大搞税收竞争，过度招商，以获取更多的工商税收。
[21]蒋红珍：《论比例原则—政府规制工具选择的司法评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6页。首先，从立法依据看，沪渝两市试点方案的依据是国务院第136次常务会议。试点方案还基于有无户籍，对本地居民或外地居民给予不同的税收待遇。在当前营改增的情况下，为解决地方财力不足，可以考虑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比例，主体税种的收入比例适当向地方倾斜，并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规模。
制约政府的征税权不仅可以防止属于私人的权利和空间不断受到挤压，而且有助于解决政府本身存在的腐败问题。第三，随着税收收入的增长，其支出也不断增加，最终导致人不敷出，产生财政危机。
明确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范围，避免中央政府事权随意向地方转嫁。[25]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比上年增长9.2％。
然而，沪渝开征房产税就侵犯了公民的平等权。恒产在很大程度上是酝酿恒心的原料，个人财富的增加自然会有利于国家征税权的行使，个人对私有经济的自由性与积极性，为租税国家之前提要件，国家一面对此加以保障，一面藉此取得税收以推展国家任务。
此外，我国宪法的其他条款也体现了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限制，[9]其中最重要的是第56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17]政府征税权的滥用不仅造成对公民财产的侵害，进而影响纳税人的生活、家庭、投资等等，而且也给政府本身带来不少问题：第一，征税权力不断扩张的欲求导致政府成本剧增。因此，《宪法》第13条和第56条规定是相辅相成的。[25]财政部：《2011年公共财政收支情况》，载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http：// gks. mof. gov. cn/zhengfuxinxi/tongjishuju/201201/t20120120_624316. 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2-07-20。
因为在现代国家，财政是国家运行的物质基础和前提，财政依赖于税收，税收为国家公权力介入私人财产权的行为，因此税收行为天生就比其他公权力行为更受宪政价值和宪法权利保障理念的束缚。可见，制约征税权力是税收立宪的传统和原始功能。
[8]刘静仑：《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载胡建淼主编：《公法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33页。（三）保护私有财产权有待于我国宪法的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切地说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长期实行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私人财产仅仅限于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生活资料，而这些不能成为课税的对象。
第二，毫无监督的政府征税权力对经济随意干预的倾向很难自我抑制。作为广大民众基本生活手段的工资性收入在经济增长中稳步提高，使其有可能拥有财产，让钱变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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